中学教师，任过延安市文化馆文学期刊主编，由地区专员秘书一直干到担任延安市委副书记、市政协主席。

踏着改革开放的步点，忽培元从政之余，还笔耕不辍。忽培元最为敬重的陕西籍作家柳青说，写作是愚人的事业，六十年为一个单元。忽培元亦把写作当作他的愚人事业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忽培元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风下，忽培元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名著，他的文学梦插上了翅膀。

数十年的时间里，忽培元先后写出诸多红色作品，有描写大庆铁人王进喜的诗歌《共和国不会忘记——大庆人的故事》，也有随笔集《京密河札记》，长篇历史传记《群山》、《难忘的历程》，还有《初心在这里》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其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。

中国的自我救赎

在忽培元看来，能找寻旧中国弱势痕迹的文字，非韩树英的回忆录《伤残的树》莫属。韩树英的母亲是瑞典人，父亲是四川人，出生在中国。《伤残的树》聚焦清朝晚年和民国初年，韩树英少年时代在中国的一些记忆。书中记录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，那时候的中国极贫极弱，任人宰割。

所幸的是，那个年代不缺的便是“愚人”，愚人自有愚人的执着，跨过三座大山，翻身农奴把歌唱后，中国迎来自我救赎的诺亚方舟。《圣经》中说，上帝看人类作恶多端，想放水把人类毁掉，但又发现了一些生物，人不能灭掉，他就造了一个方舟，把人类放在船上，这个方舟就象征着希望。

改革开放大幕下，中国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爬山过坎，披荆斩棘，在改革开放的助推下，人民群众的生活日新月异、走向美好。2018年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40年春风化雨，40年跨越腾飞。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节点上，忽培元亦感慨国家发展之快，也感知改革开放之必然。

城镇化的突飞猛进也让忽培元震撼不已。土地的释放，造成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、以及中西部等经济滞后地区的劳动力，涌向了城市、东南沿海地区，这些力量如潮水般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。“农村人口融入城市，不是政府推动，政策调动，而是自然的，如潮水一般，不可阻挡之势”，忽培元认为。

在城镇化来势汹汹之下，尽管城市和农村固有的二元结构受到冲击，但城镇化发展推动着国家的基础设施、城市建设，进而推动了教育水平、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提高，是人类文明的进步。

新中国新时代下，“无国界”成为流行词：科技无国界、艺术无国界、疾病无国界、资本无国界等等。国际化趋势日盛下，疾病、资源危机、环境压力、战争，包括核竞赛等问题，需唤醒人类共同利益的意识予以解决。“‘一带一路’倡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诺亚方舟”，忽培元说。对处在新时代的新中国而言，这些倡议无疑彰显了国家风范，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。

初心永远在这里

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，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。重视教育才是最有希望的自我救赎。三年前，北京大学有一个组织叫马克思主义小组，邀请忽培元去做报告。去了北大之后，学生将他带到地下室，房子窄小，只有十来平，问学生为什么选择在这里，学生回答称宣扬马克思主义，但又怕同学认为讲迷信，故而选择在地下室。

这件事对忽培元的触动异常之大：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，是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，不是迷信，我们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变，无论是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都是马克思主义”。